亚洲不夜城娱乐网|唐宋古文运动的文学维度

2020-01-11 13:11:39 作者:匿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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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不夜城娱乐网,作者: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剑

“古文运动”这个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一个建构,在“五四”之前是没有的。最早公开见于1923年4月《小说月报》,胡适致顾颉刚函:“大运动是有意的;如穆修、尹洙、石介、欧阳修的古文运动,是对于杨亿派的一种有意的革命;大倾向是无意的,是自然的,当从民间文学白话文学里去观察。”胡适认为古文运动是对骈文的革命。

当然,古文与骈文互相斗争的对立观念,并不是胡适发明的,在他之前的古人就有这样的说法。比如曾国藩在《覆许仙屏》一文中就谈到:“古文者,韩退之氏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,而反之于六经两汉,从而名焉者也。”可见这个观念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有。但因为胡适巨大的影响力等,“古文运动”的说法从此慢慢被学术界接受。

郑振铎先生1932年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第28章直接用了“古文运动”作为章节标题。龚书炽先生将这个说法用到书名里面,写了《韩愈及其古文运动》,由商务印书馆1945年出版,这是第一部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。1962年,中华书局出版了钱冬父(钱伯城)先生的《唐宋古文运动》,他的观点承袭胡适,且第一次直接用“唐宋古文运动”作为书名。

钱冬父之后,各种教材、文学史著作,基本上都遵循胡适的观点,无非是补充一些细节,把它更加详细化了。在这些著作中,唐宋古文运动一般被分成五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前唐代古文运动,代表人物是萧颖士、李华、元结、独孤及、梁肃、柳冕等古文运动先驱。第二阶段是唐代古文运动,以韩愈、柳宗元为中心。第三阶段是晚唐至北宋骈文再度泛滥的阶段,以杨亿、刘筠等为代表。第四个阶段是北宋中期欧阳修为主将的时期,特别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知贡举的机会,扭转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。第五个阶段是北宋后期,苏轼领导古文运动取得全面胜利的时期,古文就此取代骈文,占据了文坛主流。

这样的分期有没有道理呢?从文学史的发展实际来看,唐宋时期确实存在一个以韩、柳、欧、苏为中心的古文勃兴现象。现在耳熟能详的许多作品,都产生于这个时期。另外无论是古文的创作实践还是创作理论,在这一时期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。唐以前的人著书立说,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、人生观念,往往归于经史子集的子部。唐代以后,这些内容就可以通过古文表达,而不一定非要在子书中体现。此外像抒情、写景、记游等等,都可以用古文表达。这使唐宋古文的内容不断扩大,成为独立于诸子散文、史传散文、政论散文的新文学体裁。

唐宋古文在各类体裁上都有精品。如韩愈的《送孟东野序》《送李原归盘谷序》,是从传统序里拓展出来的赠别序,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,是从传统山水记里开拓出来的杂记,重在游记里体现作者的心境。再如寓言类的柳宗元《黔之驴》,说类的韩愈《师说》《马说》,游记类的王安石《游褒禅山记》、苏轼《石钟山记》,散文赋类的欧阳修《秋声赋》、苏轼《赤壁赋》等,还出现了大量的笔记小品、书札。唐宋古文达到了众体兼备的境地,体裁的革新意味着古文的使用范围、功能和形制被大大扩展。

不仅是创作实践,在古文理论建构方面,唐宋古文家也有很大贡献。比如在作家修养论方面,韩愈在《答李翊书》中将孟子的“养气说”丰富化,强调“根之茂者其实遂,膏之沃者其光晔。仁义之人,其言蔼如也”,又说“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”。即认为作家的创作是内心情感和修养的体现,当内心充实到一定境界,就自然而然不必拘泥文章的长短,而是随着自己内在的生命力将情感和思想表现出来。这就冲破了四六骈文在句式、辞藻、声律上的限定,将各种限制解构掉了。

苏轼在《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》里面提出“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”,这是就创作艺术构思阶段而言的。要在构思阶段成竹在胸,才能将文章写得神足气完、形象丰沛。苏轼还有一个观念叫“随物赋形”,是对事物本身动态变化的要求。作者必须根据表达对象的特点,来设计文章的长短和表达方式,这也有利于突破骈文对文章形式的束缚。

此外还需要补充的是,唐宋古文运动,虽然经常连起来说,实际上唐代的古文和宋代的古文是有区别的。比如韩愈《蓝田县丞厅壁记》里有一句话“水氵虢是水流的声音,但这两个字很难写,而且出自《说文》,用得比较古雅。同样是形容水声,欧阳修《醉翁亭记》用的是“渐闻水声潺潺”,潺潺是魏晋时期才出现的说法,相比而言他用的就浅近一些。

当然唐文奇、宋文平易,这是就唐宋文整体风格去讲的,并不是说韩愈和柳宗元之间没有区别,欧阳修和苏轼的风格一致。事实上,在唐宋文总体风格的差异下,每个作家有自己不同的创作个性。比如韩愈,读他的《原道》《原毁》《师说》《进学解》,会觉得语言雄辩,气势磅礴。柳宗元的《永州八记》,就非常清峻、简洁,甚至有点幽冷。同样是宋文,欧阳修的《泷冈阡表》《秋声赋》《祭石曼卿文》,写得一波三折,摇曳多姿。苏轼的《日喻》《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,就写得汪洋恣肆,奔放洒脱。曾巩的《战国策目录序》《宜黄县学记》《墨池记》,就写得严实平整、细密峻洁。王安石的《伤仲永》《读孟尝君传》,则非常斩截有力、简古雅健。所以唐宋文风格差异,是提取了其中较为稳定的、共同的因素。除此之外,还要注意到他们统一中体现出的多样性。正是这种多样的统一,才保证了古文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阔的发展前景。

虽然唐宋古文取得了非常高的成就,但古文和骈文之间是对立的吗?可以从实际的创作来看,统计一下《全唐文》《全宋文》中的文章,就会发现古文从未一家独大,骈文所占的分量一直非常庞大。比如朝廷的公文,制、敕、诏、诰基本都是骈文。科举考试中的律赋、判词都是骈文。另外像墓志,韩愈之后的墓志撰写,骈文墓志也比古文墓志的数量要多得多。古文和骈文在任何时间段都是共生共存的。

再从作家本身来看,很多古文家并不排斥骈文,相反他们都是骈文高手,该写骈文时创作骈文,该用古文时创作古文。即便是古文创作,也大量吸收骈文成果。如韩愈的《原道》《进学解》《论天旱人饥状》,都有很多四字句、六字句。

事实上,北宋前期是骈文和古文共同发展,而且文风新变的时期。杨庆存《论北宋前期散文的流派及发展》一文总结得很好:北宋前期是骈体散文与古体散文同步发展且文风新变的时期……历代以来对于宋文称颂古文者多,推誉骈体者少,人们似乎形成一种偏见,往往将骈文作为古文的对立面予以指责。其实,从文学角度看,骈、散是古代散文一个枝头上的两朵鲜花,未可抑此扬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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